“语言安全”有两种含义：一是指语言自身的安全，如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增多、语言使用的媒体落后、受到外来语言的压力加大、语言使用人口减少等。二是指因语言文字而涉及的安全问题，包括因语言文字引发的安全问题；也包括利用语言文字维护安全的问题，如利用难懂的语言传递军事情报，利用网络大数据破译毒品走私信息，利用笔迹特征帮助侦破案件。

这两种含义的语言安全虽然具有内在关联性，但是其内涵、外延、社会关注度、对社会的影响力等却有不少差异。社会所理解的语言安全，往往是第一种含义的语言安全，其实第二种含义的语言安全更为重要，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背景下。在许多关于安全的讨论中，常常不直接涉及语言安全问题，其原因之一就是把“语言安全”作第一种含义理解，将其放入文化安全之中了。这显然是不全面的。本文主要在第二种含义中讨论语言问题。

语言与安全问题相关，是由语言的属性决定的。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，是身份的重要认同标志，同时也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文化最主要的建构者、阐释者、负载者、传播者。这些特性，使语言在信息沟通、情感表达、身份认同、文化传承、技术传播、经贸活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中、在边境安全守护中、在与周边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中，语言的助力都是不可忽视、不可缺少、不可替代的。

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，有56个民族，百余种语言。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、邻国最多的国家，陆地边界总长22000多公里，与朝鲜、俄罗斯、蒙古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尼泊尔、不丹、缅甸、老挝、越南14个国家接壤，与朝鲜、韩国、日本、菲律宾、文莱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8个国家接海为邻。沿陆海疆界有辽宁省、吉林省、黑龙江省、内蒙古自治区、甘肃省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西藏自治区、云南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河北省、天津市、山东省、江苏省、上海市、浙江省、福建省、台湾地区、广东省、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海南省21个省域单位，其中，与外国陆地接壤的边疆地市有45个。

中国的边境语言更为复杂，亟须研究，更需具有驾驭边境语言的能力。边境语言，是指边境线附近（300—500公里）的语言或方言，可分为三大类别：A类，跨境语言。跨境语言是指跨越边境分布的语言或方言，一般认为有30多种。近来，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中心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，就中国的语言标准看，跨境语言有54种，而按照国外的语言标准看却有90多种。不过这些数据都还没有考虑邻海国家的跨境语言问题。B类，界内边境语言，是指只分布在我国境内的边境语言。C类，界外边境语言，是指只分布在我国边境线外的边境语言。B、C两类是非跨境的边境语言，其数量尚未精确统计。如果考虑到海疆，我国的边境语言约有200种。

边境语言的作用可以概括为“兴边睦邻、戍边护疆”。中国历来实行兴边睦邻政策，边境是双边贸易口岸和人员交流通道，且日益成为双方边境省区扩大经济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。近些年来，随着中国的发展，边境对面来嫁、来学的现象增加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，边境既是防控的关卡，也是援助周边的通道。人员交往、经贸交流、通婚成家、文化教育、应急服务等，都离不开边境语言的参与，边境语言是架设在边界上的“语言睦邻桥”。

边境守护、划界谈判与边界勘定，需要熟悉边境语言、文化和历史，其中包括地名的由来和边民的构成。边疆的语言文化、经济教育等的发展繁荣，也关乎边境安全。语言在戍边卫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

发挥好边境语言作用，必须制定科学的边境语言规划。第一，深入调查研究，了解边境语言状况。对边境语言进行详细取样调查，建立边境语言文字的知识库和数据库。调动汉语、少数民族语言、外语及其他有关学科的学者，大力开展边境语言研究，弄清其谱系关系、类型学特征及语言功能的发挥状况，要把语言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结合起来研究，建立语言文化数据库，弄清边民的历史、现状及语言生活状况。

第二，做好边境语言规范。首先是语言的名称规范。语言名称一般与其民族的名称一致，有时跨境民族的名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叫法，有些族群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归属，族称及归属的不同，就会带来语言命名的问题。语言名称同民族名称一样，不仅有本族自称，还有外族他称，同时还有名称的书写问题。其次有文字的边境语言还有文字规范问题。文字规范牵涉三个方面：文字名称、文字形体或字母表的选定、正字法。其中正字法也包括人名、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的拼写（书写）问题。语言名称规范和文字规范的基本原则是遵从语言规律；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和文化传统；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边疆发展。特别是要谨慎处理跨境语言问题。

第三，发挥边境语言的社会作用。边境语言是边民的重要交际工具，也是边民生活与发展的文化凭借，同时也是边疆地区对外交流凭借和展示中国的窗口。利用边境语言办好媒体，包括平面媒体、有声媒体、网络媒体和融媒体；利用边境语言发展文化艺术，包括民间故事、歌谣、戏曲、旅游文化、影视等；利用边境语言发展卫生教育、健康生活教育、农牧科技教育、护边睦邻教育等。国家通用语言在边疆语言生活中起主导作用，但也不能忽视边境语言特殊的社会作用。

第四，研发边境语言的现代信息技术。现代信息技术主要是网络语言通讯和语言智能技术，因此也可以称为现代语言技术。边境语言的现代信息技术，包括与边境语言相关的各种数据库建设、软件开发、App应用等。这些技术既可以用于巡边、缉毒、反恐、卫星导航等领域，也可以用来兴边睦邻。

边境语言规划，是在宏观上使国家具有“兴边睦邻、戍边护疆”的语言能力，是综合、科学、长远地发挥边境语言的作用。近20年来，我国开展了“有声语言资源数据库建设”和“语保工程”，积累了语言调查、库藏、数据开发的经验，这一经验应当用在边境语言的调查研究上。如果说把汉语方言保护看作语保工程的“第一圈”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看作语保工程的“第二圈”，边境语言的调查研究就可以看作语保工程的“第三圈”。“第三圈”语保工程，对内是国内语言保护事业的完善，对外是中国参与世界语言保护的开端。同时，我国的中文（包括少数民族语言）信息处理技术已经获取了较大进展，这些技术对边境语言的迁移利用来说，是十分可取的技术路线。边境地区山高水远，语言调查比较困难，而且还涉及周边国家，语言规范及技术处理也涉及周边国家，因而最好能够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下开展合作，合作本身就是睦邻之举。

最后需要指出的是，随着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安全重要性的日益上升，海境语言能力的问题，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。

（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原党委书记）